裘士雄 

  知堂老人在１９６４年第２期香港《文艺世纪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〈越谚〉的著者范啸风》的文章，一开头就说“近百年来我们故乡出了不少奇人。”他列举两个奇人，一个是创造陶公床、陶公柜的陶在宽，另一个是著《越谚》而闻名两浙的语言学家范寅（啸风）（有关范寅与《越谚》另纸著文）。

范寅（１８２７－１８９７），名广济，字仰川，榜名寅，又字虎臣，号（啸）风，别署扁舟子。浙江会稽（今绍兴）皇甫庄人。

周作人说“范先生盖甚有新思想，而困于时地，不能充分发展，世人亦莫之知”。范寅系一介书生、文人，也是一个敢想、敢做的发明者。周作人有幸翻阅过范寅的日记，说清光绪丁丑年（１８７７）的日记就载有他造轮船的事：营务外“朱（懋勋）方伯保举范某能造轮船，中丞嘱起稿云云。”由此可见，年过半百的范寅还在热衷于造轮船，感动了朱懋勋辈官吏，他们又向上峰“保举”，并得到梅姓中丞的首肯和支持。１９６３年９月７日，周作人还撰文回忆道：“那所谓轮船我在甲午以前到过皇甫庄，也亲自见到，可见并不是什么假话。但是，我在范氏后门河岸上去看的乃是一只‘沙飞’式的船，一切悉加三道船的装修法，只是后面火舱原有两个窟窿是装轮子用的”。范寅的设计理念来自天旱时农民踏水车灌溉农田，“用几个人像踏水车似的来踏那轮子”，而不是靠烧煤烧油产生的机械动力行船。有一年端午节，皇甫庄村民循俗在贺家池赛龙舟，范寅“兴趣勃勃地亲自开着自制的机船去参赛。但因速度不快，又费劳力”而败下阵来。所以，当周作人看到那条“轮船”时，窟窿“已经用板堵起来了，仍旧在舱面上用橹来摇”。笔者以为，范啸风改造轮船的计划虽然以失败而告终，但是他的创新精神是可圈可点的。

范寅兴趣广泛，还涉猎天文地理。据范氏口碑，他曾与其兄范仰云在自家的旗杆台门里构建天文台，到了夜晚，兄弟俩仰望星空，仔细观察行星的方位、名称等，并认真地及时作了记录。范寅所著的《越谚》有５篇“附论”。其中之一曰：《论涨沙》，是他“详考而为古今山海一论”。范寅自“咸丰元年辛亥二月”（１８５１年３月）开始，经常坐船到萧山西兴，再渡钱塘江到杭州或外地工作。他看到淤泥（沙）“月涨年高”，“三十年间，已由芦、茅、棉而稔瓜豆。其涨沙之地，上接闻堰，下至海宁对岸。昔年十里江面，今惟中流一泾矣。”“山阴、会稽、萧山三县之北境，东至偁山，西迄龛山，北临大海。三十年间亦涨沙数十里。”对于这广袤的“天造地设之旷土”，因“此间民灶杂居，各相争讼”，即盐民“刮淋煎盐”，农民“筑垢开垦”种植，双方屡有冲突。范寅经过实地考察调查，根据“山、会、萧三县，田亩不及山林川泽什之五，况去庐舍、坟墓参之一，岁稔仅敷半载之粮”的实际情况，认为“食米亟于食盐，冻馁之图防，救民胜于救灶。”“咸地可以蓄淡，淡地不能复咸，与其谷荒，不若盐荒，盐荒食淡，无害于命，谷荒则民命国脉攸关”，提请地方当局妥善处理两者关系。

在《论潮汐》一文中，范寅较多地从地理地形的角度来论述钱江潮的成因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还有一篇题为《论古今山海变易》的论文，其实是主要论述绍兴北部山海变迁情形，提出不能用程朱理学来解释自然现象，而“实考之古而证诸文献”才是做学问的正确方法。事实证明，范寅在一百余年前发表这样精辟的见解确属不易，该文章的结束语是“不出百年，三江应宿闸又将北徙而他建矣”，历史事实不是已应验了他的结论了么？！

范寅一生勤于笔耕，著述诗文甚多，但多已亡佚。存世的有《戊寅冬至前夕泊吴江吟竹枝词八首》（不全），云：

幸见中兴十数年，厘金饶富本多钱。

悬衙未复占民舍，皋陋如钻窦穴然。（右县衙）

低檐小屋住城隅，横竖量来径丈余。

门外署条红且富，大书某日定收租。（右民房）

三椽两进傍街衢，出入檐牙俯首拘。

六尺方间三尺柜，此中株守有侏儒。（右廛）

范寅也是一个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。往昔，皇甫庄的祠堂、庙宇等公共场所里的匾额、楹联、碑记之类大多出于范寅之于。周作人亲眼看到过他写的《皇甫庄陈山庙社供田记》石碑，记载庄名的由来等史事。范寅还是一个书法家，他“融化颜柳，真草皆臻神妙。四方求书者，以获尺幅若至宝。与同学赵之谦声价并重于时。”（《绍兴县志资料》第一辑）著名的绍兴禹庙就有一副他撰、书并跋的楹联，为世人所称道。